善泽/文

       今天原本打算看侵权case的时间，匀出来一点给这篇小文。起因是在校内上读到一篇同学的帖子，谈及最近湖北长江大学数名大学生为救落水儿童不幸丧生的社会热点事件。帖子的内容大概能代表相当一部分同学的想法：即，对几位奋勇救人者既未能考虑到自己的水性，又未能虑及身后之事，特别是家人亲友的感受而表示扼腕心痛，甚至有责难之意，同时也点出了当下政治宣传导向的问题。本来除了对死者表示钦佩与惋惜，对其亲属表示哀悼之外，不打算写点什么；但恰遇到这篇帖子，今天又和几位同学无意谈及此事，便来多几句嘴吧。

        从网上的各种消息评论看，如今对于类似事件的讨论，多了更多视角来反思，少了“值不值”的论证，这应该是一种好现象。相信大家现今都能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在事后去做“值不值”的评价。也许在法律上的求偿问题出现之前，将“救人”与“自保”放在称上掂量的事情，并不值得大家花太多的时间——这并不是说，在“值不值”的问题上，无法进行技术性的探讨并得出一个或数个结论（当然很可能是新的论证的起点而非终结）；而是说，这种命题的探讨，除了激化并不应当激化的矛盾、伤害已经被伤害的人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好的效果：这种讨论不仅可能陷入荒唐且空泛的泥淖，更可能成为对死者的亵渎与对生者的再伤害。

           似乎，对于救人者“不自量力”、“不虑及亲友、家庭”的责难，恐怕也难以成立。此处，不必站在颂扬施救者的绝对高度进行道德辩护（如站在此高度，任何对施救者的批评都是苛责），仅做几点更加理性的分析：

            其一，从长江大学事后发布的新闻[1]看，参与救人的同学有两组，一组人跳入江中游向远处的落水者实施营救，一组则“手拉手组成‘人链’，由江岸延伸至江水中配合施救”。这种营救组织发挥了效果：前一组同学直接救出了一名落水者；前一组同学与后一组同学配合又救出了一名落水者。即便在“巨大的洄流造成沙滩崩塌，致使人链突然“断裂”之下，岸边的老师和同学亦展开的自救和营救（从另一则新闻看，则是所有同学都加入了人链实施救援[2]）。从事实可以看出，救人者在施救过程中，并非完全的不自量力，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施救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从两名落水者被成功救起可见一斑）。无疑，导致悲剧产生的一大原因可能是，发生了沙滩崩塌、同学被卷入水流的突发情况；或者，某位人链组成者体力不支而松手——而无论哪一种情况的发生，恐怕都并非施救者在施救之前或之时能合理预见的。因此，似乎一个更加合理的推论是：救人者在救人之时，并非想着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别人的生命，而是想着能成功的帮助他人脱险，且自己能全身而退；加之参与救援的同学有近20人，对营救成功几率的判断似乎也难言鲁莽。因此，对于施救者主观上鲁莽或轻率的判断，似乎不能当然成立。尽管存在太多的可能与评断，但是我认为，参与施救的大学生不是一个接一个的跳入江中，或是手足无措未能采取任何行动，而是选择更为稳妥与可靠的具有组织性的救援，仅从这一点上，我们便应该为施救者做出充分的肯定。

             其二，我注意到，网上讨论的比较多的是对几名施救大学生不谙水性而下水营救的问题。乍一看，根据这种标准，无疑对于施救者的责难会更多一些，但是平心而论，这种标准并不公允。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在面临施救需要与否的不同前提下，对于一个人的判断能力的要求，是否应当施加相同的标准？例如，我们假设大学生是在江边相邀下水游玩，而并非为了救人而下水施救，此时其主观上对于自己能否免于溺亡的判断，是否要比在出现救人需要之时，来的更加容易？其对于自身熟悉水性、自救可能的判断，是否有更为充分的时间、做更为全面的判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给自己做过这样一种辩护：“这是紧急/突发情况啊，你怎么能要求我像平时一样……？！”如果大家认为，在紧急/突发情况下，对于一个人合理反应的评估标准应当与在普通情况下的标准不同，那么同样：对于施救者而言，在有人落水、急需施救并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就其在当时情况下对自身施救能力的判断是否合理，是否全面，则不应用正常情况下的标准来衡量。申言之，在这一事件中，施救者能清楚的意识到自己不谙水性，放弃单个施救、而主要通过组成人链方式实施救援并成功救起两名落水者，其判断的合理性已近足够。毕竟，在灾难来临时，我们总是希望可能的施救者能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在对自己的施救能力与当下情境作出初步判断之后尽快进行援救，而“并不希望”施救者必须要对自己的施救能力作出全面、彻底、细致的评估后（这种评估往往只能在非突发情况下、存有足够的时间与相对平静的心态下方能实现）方采取行动——如果抛弃了这个公共政策考量，而对施救者对自身施救能力的判断是否理性提出过高过苛的标准，则不仅容易在在道德上诱发矛盾与恐慌，同时更可能在侵权法上得出并不公允的结论（例如要求救人者对于自身溺亡承担相当的责任）。

           由此进一步说，对于施救者未能虑及其家庭幸福、亲友感受的责难，也就更难成立了——这种“不孝”的大棒子打下去，对于正常社会价值体系的构建，将是致命的一击。平心而论，本次事件中的施救者们并非完全的“舍己救人”——相反，他们很计较后果：正是担心自己也被卷入江中，正是因为担心自己不谙水性，他们才会组织人链，才会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选择最迅速也是最有可能取得胜算的救援方式——可能在此时，施救者的脑海中没有双亲悲痛的泪眼，更没有家庭破败的悲哀，他们的脑海中也许正充斥着，在具有成功可能的情况下，如何在当时的情境下实施最有效的施救办法。让我们回到前面讨论过的第两个问题，在救援需求凸显、且成功几率当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要求这些尚年轻的大学生们对其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考虑到多少呢？我们丈量这种考虑是否足够、是否全面的尺子，是否应当与那把在非突发情况、不存在救援需要的情况下的尺子一样长呢？各位，我们是不是都为自己有时候的“一心一意”而感动，而自豪？我们是不是都有过为了为了情人节那束最后的鲜花而不顾一切冲过斑马线、至今想来还嘿嘿傻笑的经历？我们是不是都有过带病坚持考试就想着把最后一题完成而获得A+，至今想来还骄傲不已的经历？我们是不是都有过冇着一股劲在deadline之前通宵熬夜就为了给客户一份精美的策划书，至今想来还觉得颇为值得的经历？如果你还在为了这些“自私”、“危险”的举动而感动或骄傲，那么你便不应该加入责难施救者的一方。很显然，当头脑中充斥了某一件事情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更为重要的考量（而意识到后者，恰又往往只能在在非突发情况下、存有足够的时间与相对平静的心态下方能实现）而做出第三者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的情况，不是生活中鲜见的一瞥，而是人类生活的常态；而当充斥脑海的事件不仅为社会所容，更为社会所倡之时，对这种常态的苛责，就更加显得无知与无理了。

         由此而论，鼓励社会中的每一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采取其认为最合理、有效的方式进行营救，同时认同其营救之时的自我判断力相对降低、将营救是否成功作为第一考量因素，这不仅在道德上给予了施救者可得其所的空间，还有利于化解施救、被救两方法律争讼中的道德难题。

          最后，就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宣传导向与方法，也不妨做点短评。在曾经历过法律责任道德化与社会道德整体下滑两重天的现今中国社会，政府如果稍不注意，就会陷入要么“无情”、要么“空泛”、要么“虚伪”的责备声中。很明显，当下的国人，早已远离了那个道德至上的神话转而担忧着无处不在的道德陷阱；同时又对身旁的无德之事无言以对，敢怒不敢言。因此，提倡“舍身救人”的口号一旦提出，招致的多是冷眼、怀疑乃至斥责。而行之无效的对不幸牺牲的施救者的遗属保护与救济又乏善可陈，更加剧了“舍身救人”不得人心的窘境。可行的方法也许是将“舍身”与“救人”分开解读：我们钦佩舍身精神，但真正要花大力气鼓励的是救人行为，是在允许施救者进行自我判断、选择合理方式的情况下的救人——否则，“救人”会随着“舍身”一道，被乐于自保的人群扔入垃圾堆；而本就为数不多的施救者，也会因为对“舍身”精神的过分提倡与“舍身”之后所遭遇的强烈落差，而变得反感与畏缩——这会让社会真正需要的“救人”行为，令人惋惜的一同消失。

        或许最应该传达给社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的信号是：救人未必需要舍身，更未必会舍身；而一旦不幸舍身，生者享有的不是曝光率的提高或荣誉光环的强行佩戴，更不是一次次重提伤心事的经历，而是一段足以抹去伤痕的时间与解决后顾之忧的持久帮扶。

[1] http://news.yangtzeu.edu.cn/changdaxinwen/news0910281158129KCG6612EGD8I8AH0G3H86.html

[2] http://news.sina.com.cn/s/2009-10-25/052818902283.shtml

          周日早，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路边，很好的感觉——没有遮天的高楼，也没有喧嚣的人声，偶尔驶过的几辆小车，挟着浅浅的发动机的轰鸣一闪即过。这种静谧不仅不让我紧张，反倒多了一份自由与舒畅。我一般都会紧紧书包肩带，默记着书包里放入的课本和笔记；我还会下意识的看看便当袋里的饭盒，确认每一天都带上了勺子和小叉——这是我享受生活的态度：总想让自己的生活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却又万分珍惜这其中迸出的插曲与刺激。即便在放荡不羁与有条不紊中，我会有意识的倒向后者，这并不代表我希望我的生活是那么的严格与准确，甚至有时候会奇怪的遐想，今天有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打乱一天的计划，再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重新归零与调整。

         这是我来到麦城一个月后的心态——新鲜感很快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日复一日的相同时刻表而消退，剩下的无非是一些最根本却又最重要的问题：你如何在这儿找到自己，如何在这里学会享受人生。

          我很喜欢这里的公交车驶入站台的感觉，你闻不到刺鼻的汽油味，更不会有卷携而来的漫天飞尘。它就停在你面前，车门打开后，一定有一张可能是各种肤色的笑脸面对着你。我同样有感于当腿脚不方便的人士通过自助轮椅上车时的场景，司机会打开车门处的盖板，让自助轮椅能自动驶入车舱，然后司机会从座椅上下来，收起前排座椅，帮助这些人士将轮椅固定在车壁上，问一声可好，在得到确定的答复后，回到驾驶座，启动车辆。我大概经历过三次这种事件，每次整个车厢里的人们都会很安静地等待着整个程序进行完毕——这让我觉得很享受，也许我并不打算引入任何有关扶弱与互助的道德赞誉，我想说的是，我只是很享受这种静谧。大概在上海，你可以寻见更加感人的场景，你也可以瞥见更加美丽的画面，但是至少于我而言，这份静谧是难寻的，而在静谧之中的一些让人能喜欢上这份静谧的成分，怕是更难找到。我甚至庆幸我能够住在离校园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这给了我等待公交、乘坐公交的机会，也给了我在日常生活中除学校、公寓之外的第三个生活之所，我喜欢这种生活：它在有条不紊的节奏中，总让你发现一些让你有些感触、有些亲昵、有些让人砸吧砸吧嘴巴的新故事，新遭遇。

         我从不认为我们可以真正成为消除文化隔阂的越洋大使——不是我不愿意这么做，而实在是所知与致用之学太过贫乏。有谓交流者，必先知彼此，方有深入之共同语言。而对于美利坚文化知之甚少的我，一个连酒吧也不会逛、连橄榄球规则都不懂的亚洲人，实在是太难融入当地人真正的生活圈子。也许最终可以做到，只可惜的是，恐怕你未必能在求学的同时，为打破这种文化隔阂做出太多的努力。但是并不妨碍麦城的美国人表达他们的友善与热情——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努力，也许他们自己都不曾意识到有些事情根本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甚至永远无法改变，不过他们总是在努力，在努力对你好，在努力希望你走的更近。也许这已然成为了他们的习惯，只可惜水土不服的是我们，畏手畏脚的也是我们，将更多生活的重心放在自己身上的，还是我们。我们总是那么复杂，那么敏感，那么矜持——也许一种身处异乡的恐惧感在心灵最深处绑架了我们，而我们却总认为真正的威胁来自对方:)。

         我最喜欢的是我在法学院所拥有的那个Locker，当然，即便是形式上的所有权，也只有一年——但我对它的喜欢肯定超过了对我那个杂乱不堪的卧室的喜欢。第一，336是我喜欢的号码；第二，是它逼着我学会了怎么用美国这边绕来绕去的“转转锁”（这是偶发明的，要使用的同志们要记得申请我同意）；第三，最为重要的一点，我喜欢在一个硕大的公共空间中，能拥有在相当程度上保护自己绝对隐私的空间的感觉——如果转转锁真的那么可靠的话。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课本甚至lap-top放在上层，还可以把我的板鞋与外套塞在最下面的隔间里，还可以将笔记本和草稿搁在最上面的夹层里；我还一直在考虑如何利用柜门内侧的空间，也许哪天我该贴上孙燕姿的画像，让美国人知道我对流行音乐也是有追求的——诚然很肤浅……我也很喜欢打开与关上柜门的那阵声响，特别是当你听到一片声响群起之时而快乐的决定加入它们的时候——每天它宣告着我的到来和离去，分享我最私密的喜悦和不快。嘿嘿，也许毕业之时，最舍不得的物件，就是这个每天都要见上我几面的336号Locker了吧。

          这就是当下在麦城的心情，喜欢这份规律中的宁静，更喜欢宁静中不多的那份声响。

          我要另外找一个时间谈学习的感受。这篇文字，仅仅记录心情。

王之洲/文

“教练”是本科时我们几个朋友对郑析琦同学的昵称，那时候风传他将执教我班女子篮球队（但最终不想被卢国棠占了先机，羡煞我等），故有该昵称传世。尽管也有诸如西瓜、屁股等不雅名号间歇性存在（模糊总记得自己与这些略显不雅的名号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免未知的报复，在此按下不表），到底也没有这个称呼存续的久。昨晚又非常开心的见到了教练，以及他身边那个娇小可人的女朋友——我叫她老满，在湖南话里这似乎是指称家里最小的孩子的意思，惹人疼爱。

我与教练、老满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大一下学期。那时因为共同的运动爱好——篮球，我擅作主张将自己换到了教练的寝室，不仅结识了月光男、小拇哥等至今难忘的好友，更开始了我和教练的一段不长不短的情谊。同时，虽然已无法回忆起教练与老满陷入爱河的具体时间，但却一直有一个印象，从很早开始，这俩人儿就开始演绎大块头与小不点的上海爱情故事——我所记得的我和教练的那些事儿里，总会有老满的身影穿插其中。至今回首才恍然大悟，那一阵，是我做了傻傻的灯泡。

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件事。其一必然是关于篮球。教练身体魁梧高大（至少在我们熟悉的圈子里是如此），中锋动作有一手，往往是篮下摘板硬打的主儿。我天性狡黠，加上身高不够标准，则习惯躲在三分线外施射冷箭，或寻找机会见缝插针、攻人不备，从来不干当面硬打的傻事。这就有了配合的基础，我俩一内一外，相得益彰。不过多半时候，我们会陷入我嫌他攻击套路老土，他嫌我喂球技术太差的埋怨中，最后免不了我被他堵得说不出话来——他说话比我还毒，你们相信不:)？

其二是关于暑假前的期末复习。那时候，陈瑞球楼、F楼和新图尚未建成，中/下院200强大的立式空调成了吸引广大学子的重量级武器。教练和老满是勤奋的占座族，我和勤哥、小母哥几个人则会蹭他俩的座位——鉴于鄙人脸皮最厚，故往往蹭的最多，故那段时光交谈最多，交流也最深。加之好为人师的缘故，我还常常大言不惭地发表自己对于所复习科目的精辟见解，并藉此向教练讨几颗糖吃，有时还有小黄鱼与核桃——这又说到其三，其三是教练的衣柜。教练的衣柜并非简单的衣柜，而大半是个储物柜，“物”是“食物”的简称。每逢开柜之时，一定引得寝室重狼侧卧围观，但求教练菩萨普撒仙露救万民于饥寒之中。我生性爱吃小黄鱼，不像其他几位热衷于糖果与核桃仁，没营养——只可惜教练似乎也最为偏好小黄鱼，故小黄鱼数量随着开柜此处做指数级递减，直到最后彻底玩完。我虽多次抗议教练封杀小黄鱼乃特针对我一人之作为，但无奈鱼是人家的，柜子钥匙也非我所能及，也只能悻悻作罢。

最后一事是关于教练出国前的考试。那一阵发现一向言谈甚欢的教练突然沉默寡言，我铁石心肠榆木脑袋不停追问，弄到最后把人逼哭了，我才不知所措。后来慢慢说道才明白，教练考SAT前两次均不理想，而出国近在眉睫，压力越来越大。我搂住教练肥肥的脑袋，想给他一点安慰，因为我总觉得这个看似健谈乃至有些癫狂的男人，内心世界却极为孤僻与缺乏安全感——只可惜教练向来不喜同性接触过密，而我这种肌肤接触饥饿症患者对他而言，危险更有如定时炸弹，故瞬间被他扔到一边。此言倒也不完全正确，想起晚上月牙升起之后寝室兄弟们由人转狼而及床弟之事，便顿感人生无常知人知面不知心。由于在此更涉月光男与教练爱恨情仇之往事，故亦按下不表。

我时常和老友们说，本科四年最大之遗憾，乃在于教练赴美求学后一直没有保持联系，甚至令我开始怀疑这段友谊的深度与维度。我自己已无法讲明，为何这种感觉会一直萦绕心头达两年之久。我曾以为，人生寻一臭味相投者不易，惟应不断加重这臭味，让其中之人愈发难以自拔。但后来细想，也许臭味之事在对方看来，并非臭至如此。而我对于教练之内心，了解的似乎远比我知道的要少。这一点，也许老满早就看明。

昨晚依然非常非常开心。又可以摸摸教练肥肥的头，听他放浪不羁的言辞，和他偶尔严肃起来的精神质模样。我特意拍下了他和老满一同点菜时的神采，今日看来依然忍俊不禁。尽管内心并不完全确定，但是我愿意相信这是一种放松后的解脱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只有在真正信得过的人面前，才会出现。因此，我开始贱贱的享受起他对我恶毒的攻击来了。

祝福教练与老满。

祝福身边那些于我50%以上真心相对，我却未能好好珍惜或珍惜不够的人们。

我很不耐烦地坐在近乎静谧的车厢里，眼盯着窗外凝固的景色。50分钟了，列车停在株洲站外的小道上，就是不进站。老妈估计已经已经在出站口等待了快1小时了，不停的发来消息询问列车是否启动。让我有些焦躁的原因还有一个，便是这漫长的等待丝毫没有预期——没有任何人告诉你为何临时停车，没有任何人告诉你这次等待的预计时长会是多少，更不会有人在最终火车进站只后就迟误问题向你致歉。可笑的是，最终告诉我因为株洲站拥堵、站外火车延迟进站的消息，竟然是与这个系统没有任何瓜葛的老妈发来短信告知的，而此时距离列车最近的一次站外临时停车，已经有半小时之久。

闲极无聊，我开始发短信给在铁路系统工作的老爸，言语间充满火药味，当然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他所在的这个臃肿、低效，曾多年以“老大”自居、直到近年在市场化改革与其他运输行业的竞争下方才慢慢放下些架子的铁路系统——以及铁道部，这个在上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高傲地“幸存”下来，在08年初雪灾之时不得不向全国人民道歉却无一人主动辞职承担领导责任的部门。

“稍安勿躁”——这是老爸唯一的四字回复。相比老妈些许打打圆场的回复（诸如“中国人口多，要理解”），这一句让我更觉得自己现时竟然变得有些可笑的焦躁了。还是老爸比较沉得住气，他知道现时的我已经懒得用了大脑去思考问题了，说出来的话无非——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半是——无稽的谩骂和宣泄。

不知道这种情绪算不算我们惯常所说的FQ，一种可能是，我的这些话语和情绪还没有资格被荣耀地接纳进入这个具有现今中国特色的阶层。不过这不妨碍我想到一些可以类比的情况：我们遇到了不满的事情，进而发觉自己的弱小和无力，根本无力依靠自力解决；偏巧这时更发觉本应担起责任——至少是担起解释、致歉义务的主体——完全无视你的存在，于是开始用尽可能偏激、恶毒的话语来攻击那个倒霉、无奈却又令人厌恶的缺位主体。为什么不用平缓的、合理的、可信的语言来反映问题？想来原因至少有二：一者，对于自我地位低劣的认识（很显然，这种认识显然不是在一次列车晚点的经历中就产生的）刺激了人的心理，似乎必须在语言上取得某种（实际上是近乎空洞）的优势，方才可以达到目的；二者，在对纯粹的实质问题的反映无法获得有权主体的关切的经验指引下（很显然，这种经验也显然不是在一次列车晚点的经历中就产生的），似乎只有将问题扩大化、升级化，才会引来舆论的旁观和高层人士们的关注，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三者，不采用一些激烈、恶毒、贬低被攻击者的词眼，又如何能达到发泄自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排除郁结的效果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似乎我应该替FQ们说点什么，因为恐怕修养远不及孔圣人的我们，难免有落入FQ情绪之中的时候；更深层次的原因是，FQ们对自身地位低贱的心理暗示，对于将问题扩大化、升级化之后的效果的认识、以及宣泄情绪之必要这些因素的形成，若非出于人性本存之缺陷，即出自当前整个中国社会层次和体制的扭曲。这与FQ本身的人格素质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却也是不可完全归咎于其身的——甚至是无法对其进行过分苛求的（例如，谈及对人性缺陷的矫正，必先探讨教育，而我国目前对于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问题，又无疑会让这个话题索然寡味，在教育投入不足、社会精神风貌整体营养不良的今日，如何苛求个体的自我克制能力和协商意识？）。

从另一个方面考虑，FQ们是相对危险和高成本的。他们尽管多是放冷枪的主儿、或者多半是在随声附和中享受快感，但是也有不怕死的或是不幸运的人，触及了本不该碰触的高压线。在求生存与不与缺位主体一起“同流合污”的矛盾中，“打酱油”群体出现了。他们并非对于现实无知无感或后知后觉，相反，有时他们却是某些敏感信息的最先了解和曝光者。但是，在其后的个人表达中，他们选择了一种戏谑似的沉默，或最多将观点层层遮蔽在看似轻描淡写或无稽之谈的笑言中。这如同列车停车时那些无所事事，想要弄清楚停车原委，却又不愿（抑或是不屑）打扰那些匆匆而过沉默无言的列车员的人们，他们最热衷的事情，是通过各种无稽的谈笑和带颜色的笑话，来打消这看似无尽头的等待时光。你很难从他们的言谈中听出任何表达不满的词句，但是如果你能加入他们，了解他们言谈的“上下文”并进行一些必要的思考，你又会分明感觉到愤懑的存在。只不过这层情愫，早已被一种不知是真实还是虚伪的习惯、不以为然、无所谓、淡然处之的态度所掩埋。如果说打酱油一族来源于FQ流血流泪后社会产生的麻木与冷漠的毒素，那么在我看来，社会莫大的悲哀即在于这个群体的扩大与逐渐的“更打酱油”化，“打酱油”成为了一种风潮，更多的“酱油”中，那些仅存于戏谑与无谓中的不满与愤懑正在消弭，留下的真的只是一些“路过”、“我打酱油的”苍白表达，如果这真的是主流，那么便说明私人个体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将从外部与内部两方面开始下滑，而社会可能便真正失去了在思想方面继续前进（考虑到我们继续在为参天的大厦与雄伟的阅兵而激动不已，我决定在“继续前进”之前加入“在思想方面”的定语）的鞭笞与动力。

更可怕的是，在对FQ们进行批判的声音愈发高涨时，这个社会的多数人轻松地容忍了“打酱油”现象的存在，甚至开始逐步自我“进化”为“打酱油”一族的成员。而此时，让问题愈发沉重的是，我们都能通过简单的逻辑分析推演出一个结论：在缔造“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打酱油”比FQ无疑要受欢迎的多——这意味着，社会自发力之外的因素会通过各种手段加剧我们无奈在本段之初提及的演变——这对于我们来说，如果非做一道社会选择题，那么答案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悲哀？

今天下午1点五十，新行政楼A楼207，我站到了一桌校领导面前，为2009年交大校长奖的候选人——凯原法学院教师查尔斯·R·麦克埃尔文先生做第三人答辩（基于评选规则，候选人本人不能为自己答辩）。

我很有些紧张，语速很快，结束的时候比中午演练时快了10多秒。大概我目前最不能适应之讲演，即属此类：现成的内容上不能逾越的稿件、紧俏的时间（4分钟）和一大群各有所想、看上去并不热情（甚至有些疲乏）、但是却又能决定我所推荐之人能否获奖的重量级人士——多半情况下，我会避免在这样的场合做任何主旨的演讲或报告，因为我自己也知道，很多东西（也许结果是其中一例）其实并不取决于你的讲演本身。

但是当我将尚显激昂的答辩讲演做完时，张杰校长第一个带头鼓起了掌，也许出于共鸣、也许出于附和，又有不少领导评委开始鼓掌。我当时正好在给他们鞠躬，抬起头来便见到张校长赞许的眼神和笑容。我记得自己不止在一个场合和朋友们聊起到，张校长的笑容比他的严肃明显更加有魅力。而今天，我有幸得以近距离的享用这份心灵上的鼓励，以至于和巴生一起骑车离开行政楼时，我都一直在回想那富有魅力的真诚笑脸，以及穿自他手心、非常响亮的掌声。

我觉得他们应该鼓掌，我甚至颇有些埋怨做在我左边的那些目光略显呆滞、反应迟缓、将自己裹在大衣或毛领中的领导们。原因很简单，我的答辩讲演中所提到的这位老师，值得他们激动和鼓舞；而我自己，则是将身边同学的感受融入进了讲演词中，将真实的情感倾注在了语言中——我相信，会有人被打动，至少被鼓舞。查尔斯的事情也许能够从一个侧面证实这所学校的地位和在其中求学的学生（或至少是法科学生）的可爱之处，如果我能够让他们想到这些，这些处于这所大学管理体系（甚至是全部体系）的最高层的权力拥有者们，应当会感到不小的快慰。

今天的答辩只有四分钟，加上中午准备的时间，不到两小时（当然这已经剔除了前几天我与其他两位热心同学讨论如何做好答辩工作的时间）。但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似乎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即便是在一群人数众多且完全陌生的听众面前，我都未曾感觉到这种压力。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压力，说它前所未有，不是因为其有多巨大，毋宁是因为这种感觉的鲜有。我似乎如一名斗士，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将原有的评价体系进行解构乃至重建，而未知的是，我事先完全无法评估这种体系本身的力量（包括其可能的形态变化与变化规律），和我自己手中已有的砝码。

尽管张杰校长的笑容和掌声让我得到了些许安慰，但是其后的几句“他不是交大的老师，是个志愿者”、“我们待会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又开始背负起了上述压力——这种压力在于，即便你的角斗已经结束，你依然无法看清甚至是预测到胜负结果，抑或者，你不敢去预测这种结果。让答辩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甚至是无措，我不知道对于“校长奖” 这一堪称交大校内至高荣誉的奖项来说，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也许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论题，因为目前来说，真正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者，得以证实的也仅有我一人而已）。

最后，请容许我在此感谢学院的沈书记、袁老师和张老师，以及为这些工作投入不少时间和精力的少伟与巴生。

“从上海南开往衡阳的1597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刚走进南站大厅，便听得广播中的女声缓缓响起。我紧了紧背包，看着如潮的人群——是的，又到了这个时候，离开上海，踏上归途。从无尽的挣扎与奋斗中解脱出来，一享那种滋润着熟悉感、虽然强烈却不同于任何一次获得褒扬时产生的激动时的激动。

22：19，我看了看手表，缓缓开进的列车窗外的夜色虽然朦胧，却仍然能让人感受到它们在不停的“倒退”——一种相应的前进感会让你感到无比的踏实与开心，每一分钟过去，离家就近了一分。

躺在床上始终无法入眠——显然不是因为卧铺的不适，对于一个已经在异地求学近五年的人来说，应该早已适应了这晃荡却坚实的环境。只是，因为眼前不断闪过这个学期所经历的种种，让人无法获得片刻的安宁，并借此偷偷入睡。

有一点点焦虑和心急。已经快24岁的我，未见任何成就，依然在研究生院中寻找着未来的自己。虽然每次回家都会毫无疑问的面对的亲人们最可爱和亲切的笑脸；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心中的感受便从大一时的雀跃与激动，转换成了现今的感激与一丝不安。在法学这条道路上探索的我，走的似乎太慢、太沉，有点写意——到何时才能骄傲的告诉那些曾经养育、支持的人们：我已经学有所成、不仅能以所学养活自己、支持爱人，更能以所学造福社会了呢？这其中的等待、磨砺与考验，还会有多漫长？我能坚持到成就自己想成就的一切，而放弃其中一些看似唾手可得、无比诱人的机遇吗？

列车再次开动，略显刺耳的轰鸣声让一切转向了现实。呵呵，其实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如果明天都已经可知，可以遇见，那么今天还有何意义与意思？正是因为前途未卜，其高低上下皆可大部取决于今日之态度与努力，方才有来人世走一遭、搏一回的价值。惟须时刻警醒自己的是，不可以明日之努力换今日之懈怠，更不可以未来不可知而聊以慰藉玩世不恭、碌碌无为之今日生活。

时常做过一些很急功近利的事情，事后自己方觉得后悔或可笑。有时候固然可以归咎于体制或大环境，但是无疑在向其挑战或向其妥协的思考中，我已经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答案。也许这意味着我会失去一些本可以轻松、或至少不难获得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其所换回的价值，断不可用一时之利益来衡量。

我希望自己能谨守这样的价值观来继续生活、求与未来的事业。

今晚停下书状的写作，花了2个多小时聆听磊杰师兄的报告，主题是法科学子的为学态度和为学方法。

非常好的演讲，内容充实、慷慨激昂——让人不断产生热血沸腾的激动，随即又陷入冰冷的思考中。

也许还沉溺在“凯原”的光环下、激动于3000万美金捐赠的我们，早该好好的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弄清自己的方向了。

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心力做点什么，这次jessup比赛结束后，下个学期我会用更多的时间来摸索学术的道路、累积研究的基本功。

我希望自己能找到结伴而行的同仁们，其实在这一级民商法的同窗身上，我早已看出了端倪。我始终相信，外部条件再优越、抑或再困苦，依然无法阻挡坚毅的神经和一心向学的抱负。就如同磊杰师兄所言，在我们今天的授课和研究环境下，我们有理由虐待自己的文字、有理由向那些无耻的索要版面费的“婊子”刊物低头吗？玉成师兄一语道破：不是我们自己不行，而实在是自己作践自己——真正用心的笔头下，难道敲不出好文章？

很惭愧，我是到今天，从磊杰师兄那里，才知道“知识分子”的本源是永远对社会进行批判、永远持不同意见、永远拒绝承认完美的人。是的，那是他的人生理想和自我偶像的塑造。也许我不会成为一名纯粹的批判者，而很可能投身于建构的行列中，但是到底是向不合理的体制妥协？还是向它宣战？

宁为死鸣，不为生默。

我始终认为，对于概念法学、实证法学派的主流观点应当批判，但是不能全盘否定。概念法学以及其相关学说的确神化了概念的作用，神化了法律推理的作用，迷信在法律文本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自信中——但是，对其进行的批判还不至于推翻这样一个个必要的准则：即在司法裁判的理性建构过程中，对每一个案件的分析、评论，都必须先从法条入手，从法律规定的要件出发；而不能离开法律空谈什么价值判断与社会效果。如果在概念法学、注释法学下的基本技巧都没有掌握，譬如对法律概念的理解、法律思维中的形式逻辑推理、法律解释的规范性方法以及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等，那么无论再怎么超前的掌握司法技术或固执的在法官头脑中植入“公平”理念，都会陷入自欺欺人的虚幻镜像中。我们的法官们——甚至我们很多的学者们，是不是在这一点上走的太远了？！

有点更让人遗憾的是，当前提出的一些政治口号对于法治进程来说并不令人乐观，有点多少暗合当年纳粹德国时期法哲学复兴的思潮——当然，在当时是利用法哲学复兴的旗帜来打到利益法学的方法论，而我们甚至今天甚至连完整、成体系的利益法学方法论都尚未统一或建成——却提出了将法律之外的东西凌驾于法律之上、以虚幻、复杂、矛盾甚至是轻率的“人民群众的感受”作为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这对今天法官依法裁判能力低下的现状，无疑是一剂毒针而非良药。尽管从法社会学的实质角度观察，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法官裁判时的“先验判断”，但是在方法论上，不能屈从于这一现象以至于发展出法官可以随意解释、依据个人喜好而进行评价的司法裁判方法理论（例如在日本作为最终类似一种无奈手段的“利益衡量”理论，在中国却被视为是解决司法困局的一剂良药），而应当提倡法官回到严密的法律推理与规范的法律解释，根据法理上可行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

一个非常明显的误区是：很多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无法完成其任务的情况下被发展出来的“无奈”的解决方法，被当成矫正（或声称能够矫正）法律推理、法律解释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而实际上，这种主次倒置、将“另辟蹊径”当成“大道坦途”的观念或做法，是在进一步挫伤我国目前本就脆弱的法律稳定性和可期待性。而如果法律的稳定性和可期待性被消灭殆尽：那么必然产生两个后果：其一是法律权威的全面沦丧，其二则是法律成为有钱人、有权人实现目的的工具，司法腐败将无可避免。

我们要承认：如果我们选择了大陆法系的体制：就应当尽可能地感知德、法等国家对“完美法典”的崇拜，也要发掘法官“自动售货机”现象中的合理因素；而不应该在尚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前就发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感叹，太早了。我总是感觉，我们的司法改革进程——也许更应该批判的是学界的声音——在该迈步的地方踌躇不前，在不该轻易涉及的领域却走的过快过猛。

PS 昨晚又听说山东省高院推行了一种“电脑量刑”的方法，并作为其司法革新的旗帜，反观自己这篇小文，令人不知所措。

刚又见贺卫方老师一文《以正义的司法保卫我们的社会》，似也在呼吁一个主题的问题，引于此，供探讨http://heweifang.fyfz.cn/blog/heweifang/index.aspx?blogid=417543

10月4日，上海南站L303，临客上海南开怀化。几乎每次送老爸或老妈，或老爸和老妈离开上海时，送别当时都没什么太多的话说；但是回到寝室却又觉得太多的话没说，后悔不已。呵呵，没办法，我就是个喜欢装得坚强的人，在大家都觉得本应伤感的时候，却又偏得挤出付笑脸。

老爸脾气依然是那么倔，依旧抽他的烟喝他的酒；老妈依然风趣，还依旧唠叨着我的生活与健康。其实真的细想下，也许会有点吃惊，就是这样两个一直依靠着工资过活的普通人，供我一直读到现在，省吃俭用，还要顾及家里的老人，更要承受工作的压力——在这些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日子背后，还有多少我未能查知、未能体会的艰辛与疲倦？还有多少只能他们自己知悉，却不愿告诉给我的酸楚与付出？

在上海南站东北出口，看到他们拖着箱子、提着袋子的背影，我原本很庆幸：从远景看，爸妈背不驼、腰不弯，步履也未显蹒跚；走近来，脸上除了略显疲惫，倒也看不出太多岁月的痕迹。可是后来今天陪着他们吃饭、散步、逛校园，贴近的观察却依然让我伤怀，看来，无论多好的心态，都依然无法阻挡时间的涂抹。最让我心疼的一幕，就是看到老妈脸上未能抹开的粉底，一块一块，白的有些刺眼。老爸开玩笑说是因为急着见我疏于打理；其实我知道，那是因为在开始生出皱纹的皮肤上，没法如人年轻时一般轻易的抹开，而正是这些刺眼的白色，深深的扎疼了我的心……真希望自己能攒足了钱，给老妈买套好化妆品，配一套好衣衫。

说来惭愧，与其说他们这趟来是看我，不如说是来给我解决麻烦、打理生活。校外的宾馆住宿不适应，吃的喝的也多少不对胃口，老妈竟然比刚来时更显瘦了，有时晚上睡眠不好蜡黄的脸色让人都有些惊讶；而老爸则抱着他心爱的二锅头，去哪儿吃也不忘喝上两盅，可惜饭量明显不如以前了。呵呵，我想下次不敢让他们再坐上一个晚上的火车来看我了，瞅准时机我回去看他们吧。

如革命前辈嘱托后辈一般，临走前老爸老妈还是嘱咐我在学校要好好干，认真读书，踏实做人。想来我走入交大四个多年头，这几句话还算没有忘记。故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是空有抱负，却少了修养，更未能齐好家；故离平天下的时日，恐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吧。

所以呢，就那么个简单的愿望：漫漫人生路上，父母能有个好身体，多陪自己走一些路——这倒不是独立不独立的问题，真要说到了这个层面，我就用我的不独立来换个父母的好身体吧。

祝大家的父亲母亲们都能身体康健，万事如意。

夜深人静的时候，便可以获得一些平时想不到、或者想到了却写不出的东西。

交大法学院被冠名为“凯原法学院”，迎来了著名宪法、法理学家季卫东教授做院长，同时也引进了一批优秀的国内知名学者；更手握巨资思考进一步发展的道路。9月20日，盛大而隆重的冠名仪式举行，我因为司考没有去参加，但是听负责接待和会务工作的同学说，是场难得的盛会。

如果不是前两天忽然瞥见“感动交大”新闻人物评选的通知，我想我也会和大家一样，都沉浸在替学院、替自己感到高兴和骄傲的情绪中。只不过，感动这个词，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一位已经离去，却不应由我们忘却的故人。

是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冠名仪式上没有人提到刑事诉讼法教授周伟老师的名字，是一种人文精神缺失的遗憾——也许在如此“大喜”的场合提到一位逝去的人，多少有些与气氛不符——可是在感恩和缅怀面前，我们也同样有理由将喜悦押后。我并非一个不识时务之人，而是我心里这么觉得，也许富贵之日，最不能忘却的便是那些贫弱之时拓荒的先辈和不离不弃的勇者。

又想起了周伟老师那和蔼的微笑，和他西装胸口处别着的国旗徽章；又想起了他开设的刑事诉讼法、人权法等课程；又想起了他用风趣的语言和同学说事的情景。也许周老师留给我的就只有这么多，可是仅从告别仪式那天到场的人们眼中和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他给这个学院、给他身边的人们，留下了太多。

人，是很容易在这匆忙乃至纷乱的世界中忘却的——有些人不是连自己都忘却了吗？于是我小心的写下这段文字，留住自己不多的回忆，免得它们被凶猛的喜悦和无尽的繁琐夺去了应有的位置。

如果有人问你，你的母校交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你可以这样回答：
　　我的母校是一个历史悠久但充满活力的大学。
　　我的母校是一个几经磨难但百折不挠的大学。
　　我的母校是一个以感恩和责任为校训的大学。
　　我的母校是一个点燃激情和放飞梦想的大学。
　　我的母校是一个敢为人先并为中华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张杰教授

                                      在上海交通大学2008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这首歌是我在交大第12届VOS毕业生晚会上演唱的，采用的是陈奕迅《十年》的旋律，歌词也是在原歌基础上改写的。在菁菁堂的舞台上，虽然由于第一次登台，显得有些局促和紧张，但是还是被很多同学的热情所感动。晚会后，很多同学发来短信问歌词是怎么样的，因为一直忙于很多琐事，一时未能如大家的愿发给大家。现在将《四年》的歌词与大家分享（由于表演的需要，实际演唱的歌词比目前的更加简单，请大家见谅）。

其实歌词写（改）的是否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关键是毕业那份情怀，值得永久回味和珍藏。

最后，基于一些必要的考虑，大家可以收藏这些朴素的歌词，但是不宜进行大范围传播（这本就是我们自己的毕业感怀），更不宜用于商业用途；否则，不排除给《四年》词作者制造麻烦的可能:)。

最后，请大家谨记：《十年》词作者：林夕。

                                           四年 Four Years

                              王之洲，杨奕（交大法学院2008届本科毕业生）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怎么说出口，
也注定是要走

如果对于明天还有奢求，
看到你已经足够，
上中下院的门口，
留恋的人依然守候

怀抱已然不能放手，
却到了离别的时候，
一边回首，一边泪流

四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熟悉我，我们还是一样，徘徊在黑暗与黎明前后，憧憬这生命新的片头；
四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相守，只是渐渐成熟，淡去的青春记忆如美酒，忘不了你和这岁月春秋。

怀抱已然不能放手，
却到了离别的时候，
一次离愁，一次牵手

四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熟悉我，我们还是一样，彷徨在随波与逐流末首，期待沉默中新的裂口；
四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相守，只是渐渐成熟，淡去的青春记忆如美酒，忘不了你和这岁月春秋。

想要诉说离别说不出口，才明白这种感受，就算没有泪流，也同一样长久。（完）

听说有些同学在听到这首歌时开始流泪了，我知道后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大学四年，留给大家的东西实在太少，也许这首在看到哈乐广场上的各种毕业生留言后一时心动一撮而就的歌词，可以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所有交大2008届本科毕业生，永远不要忘记FO4在闵行的《四年》快乐生活。

全文发表于FT中文网“读者来信”栏目，链接如下：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9523&pos=RSS_DAILY_NEWS&pa1=0&pa2=21&loc=RSS_EMAIL

愿所有逝去的灵魂安息！！交大人们，记得你们许下的诺言哦！！

很高兴的看到这次灾后救援工作中有心理咨询队伍跟进。（详见《财经网》文章：《震区灾民心理干预启动》http://www.caijing.com.cn/20080517/62898.shtml）

我不太清楚这是否是我国第一次在类似的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的救援工作中如此成规模、有计划的跟进心理工作，但是我感觉这应该不是一种已然成为常识、惯例、甚至是制度的做法——至少在近期发生不久的手口足疫情、“4·28”胶济铁路列车相撞事件后，均未见报道任何组织或机构对受害人家属提供心理服务；而追溯到1976年发生在唐山导致近30万人罹难的地质灾难，在其过后除了遇难者家属们相互慰藉外，更难言有相关服务的提供。

如心理专家所言，灾后心理服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并不同于一般的心理辅导或心理咨询。对灾后受灾地区民众提供专业心理服务，似乎也就此应当被重视起来——一方面，工作本身要求高；另一方面，面对遭受天灾、痛失亲人的民众，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今天看到文汇报，报道了汶川地区一名民政局干部，家里包括儿子、侄子等14名亲人均不幸罹难，而他自己依然坚守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我固然是无比钦佩这样的人的，没有他们，也许更多的人会走向不幸，他们是英雄——可是，在鲜花和掌声之后，甚至在“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中（我相信由于这样的人在本次地震中并不在少数，能够收获这样的殊荣也属不易）获得亲睐后，他们心灵的荒芜和寂寥怕是任何赞誉、美言、荣光都无法填补和消弭的。也许在救人、工作、接受采访、登上奖台的忙碌和喧嚣之后，他们当中还是会有不少人将陷入永远无法自拔的沉痛和消沉中，甚至不排除会有人踏上找寻故人的不归路。

因此，当我们在关注有多少钱、多少物资投入到灾后重建中时，在关注有多少大人物对灾后重建发表过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希望和看法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从心理上去给予那些痛失亲人的人们应有的慰藉。我并不想刻意强调这份工作具有多么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鉴于它在目前社会中所特有的容易被忽视的地位，我们应该对其倾注更多的关注。其实我们也应该想见：再华美的赈灾义演、再庞大的明星阵容、再高级别的领导接见，都只是瞬时的记忆和安慰——我绝对不是要刻意贬损这种形式的抚慰——而只有制度化和具有针对性的心理服务（加上时间自然的抚慰），才是让灾后余生者重新面对生活、拥抱生活（或许永远只是舒缓，但长久的舒缓也许正是走向“彻底放下”的第一步）的良药。

这让我想到了在美国有很多自发组织、但受到民间或官方机构资助的战后亲友团体，他们定期聚会，依靠同样背景和经历的交流、扶助来抹平伤痕，共面人生。我不知道在山野生活的人们是否能够具有类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发起并形成类似的机制，也许中国人传统的“个体性的默默忍受”会是一个障碍，但是志愿提供服务的人们以及（或尤其是）拥有一定公共资源的职能部门或事业单位应该尽力在灾后有所作为。

灾难来临时，生命高于一切；灾难过后，对幸存者进行长效而具有针对性的心灵救济与抚慰，其紧迫性与重要性也许并不亚于我们在抢救被掩埋在建筑物残骸下的亲人们时的工作。因此在这一点上，目前政府的做法是一个好的开头。

向各位推荐FT中文网（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并不是我要鼓励大家关注财经知识（当然，在今天这个时代，多关注财经知识绝对是有必要和有益的），而是我相信在网络受到严格监管的条件下，能够看到一些和我们惯常所受到的教育、媒介消息不同的立场和话语，对砥砺我们的品性和人格，是利大于弊的。

我觉得不是一个惟西方论者，更不是在给FT中文网的时政评论员们做广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观察中国的视角是严厉乃至狠毒的，所愿意适用的词语和站到的立场也是苛严和挑剔的。只不过，考虑到媒设学院的一位颇有想法和造诣的小师妹告诉我的“新闻报道中也没有绝对的真实”的说法，我觉得将两种站在不同立场的意见放在一起观察和思考，会让人们得出更正确和更接近真实一点的有关事实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发表更为具有建设性和更接近客观公正的评论。

类似的时讯类网站还有不少，国内如《财经》网站、凤凰网、《南方周末》网站；国外如路透社中文网和联合早报网；我之所以首推FT中文网是因为它的政治评述向来是与中国当前政府的口径相悖的；在兼听则明上，这似乎是个好到有点极端的选择。近期的评论包括外国人眼中的“愤青”和许之远先生对于金晶和王千源事件的评论和看法，相信对大家来说有点吸引力。

请阅者自识自重。 地址的话，google之……

我并不是个矫情的人，但是我觉得自己这个梦蛮有意思的，故说给大家听。

首先，梦到了贺卫方先生（而且是他年轻的时候，但是我根本没见过他年轻的时候！恐怕梦境中“年轻”的他，无非是我把他近期照片中的白发染黑的结果吧……）。最近闻得贺教授决心离开北大远赴浙大光华法学院出任院长和终身教授，虽然觉得事情离自己挺远的，但是还是止不住心里颤抖了下。北大法学院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导致贺教授选择浙大光华呢？呵呵，牵扯到近期学院传说的“大牛”招引工程，也许，求贤若渴的浙大法学院同样面临着和交大法学院相似的境况吧。

有意思的是，梦中只觉得自己拼命向贺教授介绍自己是来自交大法学院的，但只听到贺教授说“好，好，北大的好……”我晕。只听说过睡熟了之后跑不动，难道嘴也不灵光了？呵呵，那份着急的心情，直到梦醒依然挠心不止。也许，我们心中永远都没有能真正割舍掉被现有的价值体系充分认同的渴望——这究竟是迂腐的实质性倒退，还是决心下难免的心虚？

然后跳到了一片森林。非常非常寂静的森林，除了眼前的一抹绿，似乎连虫鸣鸟啼都无法闻得。我觉得奇怪了，继续往深处探寻，却发现一抹亮光（后来，想想应该是逻辑中演绎出来的萤火虫吧），跟着前进，突然不见，又把我抛在一片迷茫之中。于是开始环顾，有如电影中左右摇摆和环顾的镜头，匆匆扫过之后似乎发现了什么，镜头又拉回来，放大，清晰，成像：“北京奥运会成功！！”——葱葱郁郁的林子里，与伸出的枝桠形成鲜明对比的广告牌（后来我回忆起，那牌子的样子和闵行校区路边垂下的硕大的路标颇有几分相似）。

然后，林子不再寂静，到处是修路工人的吆喝声、电锯的声音、各种机动车辆的马达声和鸣笛声……然后，原本无法望到尽头的密林开始出现通天的光路，那一定是逐步修通的公路。最后，感觉背上一阵一阵的痛，如雨点、不，应该是雹子一样落下来，没办法细看，但是终于看清楚了落下的就是飞舞着的各种昆虫的尸体——他们本隐秘在林中的，现在无处可逃了，都落下了，砸下来了。

我想躲开，却无处隐藏；想奔着离开这地方，却发现到处都有落下的尸体。然后，被梦惊醒了。

我安慰自己，这只是一个梦。

近乎是在不断挤出时间的状态下读完这本书的，但是依然很欢喜。似乎我这个年龄的人，看到大部头就会有些头痛（或者是畏惧？而《法律之门》（Before the Law），似乎是为数不多的我能坚持读完的大部头），而对于薄一点、封面亮一点的书，会有更明显的好感:)。

原本觉得自己不适合读这种以“批判”做题的书籍，因为我更倾向于认为自己还处于不断学习的阶段，对于任何知识信息、任何政治文化和立场似乎都应当以谦虚接受、兼收并蓄的态度为优先。后来发现不然：一则只有以批判的眼光对待所学之知识，方才能够形成思考的能力并发现新的问题（甚至进行对批判的再批判）；二则，批判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对被批判对象有较为清楚和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这无疑对于阅读者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利于他更加严肃和认真的对待眼前的对象。

以我目前的功力和笔锋，断是写不出什么好的书评的。因此我简单说说我的一些阅读感受（当然，很多感受就是源于对作者观点的认同）。

一、没有任何民主体制可以仅仅依赖一部优秀乃至卓越的宪法来一蹴而就并持之以恒。美国也如此：一者，制宪会议（或者，我们应该用更为恭敬的语气来称呼那些伟大着并将一直伟大下去的制宪者们）经过约三个月的激辩、争吵、对抗和妥协所达成的最终成果——美国宪法，本身就包含着反民主特征（最明显而简单的例子莫过于妇女不享有投票权、以及允许南方诸州征收人头税）；二者，制宪者们对于民主成为“多数人的暴政”的过分担忧，导致其精心构想的制度设计最终成为了反民主的明显印记（如选举人团制度和“胜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而美国宪法之所以能在今天成为民主的保障，至少是记号意义上的最大保障，更多的在于对其进行的、与时俱进的不断修正和解释。

二、不能指望仅仅依靠某些——即使是再优秀、再伟大的——人来完成民主的建设和最终实现。应该看到，民主的建设和实现，必须依靠全民的努力。当然，不能否认在各个阶段，一些伟大的人物出现，引领着人们（有时候这句话也会成为教科书式的宣传而并非真有其事）作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即使是深思熟虑的詹姆斯·麦迪逊——被作者视为“最伟大的政治科学家”——“也不能预见到美国共和政体的未来，而且不能从后来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民主经验中获得教益”。时代的局域性、个人性格上的必存弱点和对未来的未知，都会让“个人崇拜”在民主进程中或早或晚的成为阻碍。而唯一可以依靠的，则是不断奋进的民主改革精神、民众一代比一代坚定的对民主的信仰以及以以上两点为基础的、不断的制度变革。说的大而化之一点，个人可以被屠杀、团体可以被取缔，但是唯一不灭的，则是深韵在无数个体心中的民主理念。

三、应该认识到，民主并不是一种在你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可以一把攥在手里极尽“苦尽甘来”之能事的宝贝；而不幸的是，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它甚至会产生加速度而离你远去。因此，乐于对各种政治制度作出批判和审视、并在这之后附加上民主的呼喊的人们，都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民主的实现本身是复杂甚至是有些凌乱的（有时候你还必须得担心它自身的阴暗面）——也许会存在理想的状态，但是经过民主自身所天生的争辩、抗争和妥协，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似乎达不到那个状态。就如同“选举人团”制度的建立，正是在反复的辩论、否决、再否决的过程中，制宪者们似乎是在及不耐烦的情绪下、为了摆脱无休止的争议而极快的接受了一个曾经被他们否决过的方案——而这个方案似乎造成了今天美国选举制度上的最大不民主因素。而今天作者、以及更多的有识之士对这项方案提出改革呼声，则需要进入下一轮的民主对话和辩论中，换言之，解决的时日依然遥遥无可期。

四、在民主的视野下，甚至就是民主本身，反思和改革永远不会过时。历史上以民主成就而自豪的古国，多半有民主制度中途崩溃、或被颠覆的教训（其中以魏玛共和国的教训最为惨烈）。很显然，影响民主制度的因素有很多——经济萧条、内乱、反民主势力的复辟或掌权、外敌入侵等……这似乎会呼应我的一点感受：宪法本身难以拯救或保护一个民主制度，它的意义在于彰显和在尽可能和平的时期发挥其效用。但是，考虑到民主制度下的利益诉求碰撞和民意的胜出机制，对民主制度的反思和改革便是永远需要的——否则，反民主因素（及其代言人）会容易借着“停滞”的民主带来的负面影响、或是民主自身造成的混乱而乘虚而入，让人们在一段时间内相信“也许还会有比民主更好的方法吧”（诚然，目前的我依然坚定的相信“民主是最不坏的统治方式和政治制度”这一信条），从而威胁甚至颠覆民主。

五、这本书似乎还传达了一个信号，但是也许作为一个法制后进、以继受为主、对宪法的研究还十分简单（当然无奈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的国家的公民，我倒不是特别乐意去重复这样一个观点：美国的宪法并不是优秀的模板，从实证角度看，在22个持续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里（这是作者以“1950年以来民主制度稳定”为标准所确立的22个国家，包括15个西欧或北欧国家、唯一的拉美国家哥斯达黎加、唯一的亚洲国家日本和四个英语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它所确立的体系和制度似乎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独一无二并没有带来独一无二的优秀。也许，这个信号可以在我们的宪法研究和继受方面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指导。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该书提出的、与美国宪法相关的、由美国人为世界人民作出的两大贡献作为结尾：一、美国人的经验表明，在一个相对自由和独立的人民当中，一部规定民主共和的政治结构的成文宪法能够被设计出来、得到批准、偶尔被修正，而且在政治领袖和普通公民中间得到充分的尊重，并且无限期的存在下去。二、在一个巨大的、成长中的、多样的、进步的和繁荣的国家，民主和政治平等的观念和理想能够如此深刻的影响其政治生活、信念、文化和制度，而在此之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直被认为是远远超出凡人所能及的范围的。

4月23日下午，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季卫东教授在法学院模拟法庭给全院师生带来了一场主题深刻、意义深远的主题讲座。郑成良院长评价此次讲座是法学院今年来级别最高的一次讲座。

该次讲座的主题是“法学理论创新与中国的软实力－－对法律与社会研究的重新定位”，主题围绕中国法学理论何处去，法学创新对中国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作用，对中国理论与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展开。季教授讲座的核心是正当性论证对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从中国法学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状谈到了法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而法学理论的创新――主要是法律秩序正当性的方面问题的创新又是解决中国软实力匮乏问题的良药。季教授从拉兹的权威理论、博弈论、科斯市场原理等多个理论角度分析了当今中国现状的各个问题的根源，由此提出中国法学理论的关键是确立自由的非自由化基础制度，关注个人权利以及平等自由的公共性问题。同时教授还介绍了法和社会学的关系和一些成果，强调了交流与对话的重要性。

最后，在郑成良院长进行简短点评之后，季卫东教授与老师同学们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对话。

（http://law.sjtu.edu.cn/News/news_item.aspx?classId=117&contentId=863）

4月22日，下午3点，龙华殡仪馆云瀚厅。

一张张写满悲怆和惋惜的脸；一袭袭透着伤感和无奈的黑衣。

我们在这里，和周伟老师做最后的送别。

我匆匆从实习的地方赶到徐汇校区，手边也没有一束寄托哀思的花。我向大二的小朋友拿了一支，她愣愣的看着，瞳孔中没有花的色彩。

因为难得的相遇，等候在大厅外的学生队伍中有了一些声响，几句寒暄似乎冲淡了阴霾下的伤绪。可是，走入灵堂，见到正挂在墙上那故人的照片，已有不堪的女生开始抽泣；而匆匆跑过掩住泪水却止不住抽泣的瞻仰者，硬是将这份哀伤拱至了极端。

我原本是没有哭的。但是，当我将黄花放在水晶棺上，最后一次目睹那位在棺中静默的尊者，心中的悲怆便是千年的巨石也无法弹压。那红润的脸、鲜红的唇，不是生的希望，相聚的欢喜，那是离别的刺目啊！那躺着的故人，不是别人，是周老师啊！！！那是一袭风衣潇洒走过的他，那是咧着嘴坏笑不断自嘲的他，那是为法学院的起步和发展尽了真心血的他啊！

真的，我不喜欢他的安详，不要他的静默——我宁愿让他再次潇洒的走过，再次咧着嘴坏笑，再次在学生满是期待的眼前自嘲的说起那句“周伟，你不要到处兜售你的人权”……

看到韩师的眼睛哭的通红，看到周凌婕学姐捂着嘴巴难以言状，每个走过的老师、同学、律师、教授、其他亲友，一张张悲怆的脸、一颗颗痛惋的泪，便念想着狠抽自己嘴巴，从这噩梦中逃离。

在走出灵堂之后，我竟然呆了一阵。我知道，便是从这时起，这人儿便真的没了，永不能说话，永不能潇洒的走，永不能咧嘴坏笑了。今天下午在徐家汇等班车时，走过路口那棵梧桐树，恍惚忆起数月前与周老师难得的一次相遇，心中那份酸楚与说不出的痛惜，便再次浸透了整个人。

我把MP4的耳机狠狠的塞在耳洞里，却什么也听不到，也不想听到。

永远怀念并哀悼周伟老师！！

附：

                                  周伟教授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周伟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4月17日19时30分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去世，终年55岁。

周伟教授于2002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工作，生前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和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法学院中美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并一直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人权法研究中心 主任和诉讼法与司法制度研究所所长。周伟教授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建设以及诉讼法学科的组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去世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重大损失。

为了悼念周伟教授，周伟教授治丧委员会定于2008年4月22日下午3时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云翰厅举行周伟教授追悼会。自讣告发布之日起，治丧委员会接受社会各界的悼念，联系电话与传真号码：021-34205998，021-34205991；电子邮件：dmshen@sjtu.edu.cn， liuyingfei@sjtu.edu.cn。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可以搭乘当天下午2点15分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包兆龙图书馆门前发出的接送专车。谨此讣告。

                                                                          周伟教授治丧委员会

                                                                              2008年4月18日

周伟教授治丧委员会名单：

主任：郑成良

成员：夏小和 吴旦 贾金平 沈大明 叶必丰 徐向华 刘英飞 胡加祥 王曦

叶健 周宏 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