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泽

今日侵权法第三次模拟考，points基本cover到，direction正确，对学习效果表示满意。此事按下不表。

今日合同法课程结束前，Prof. Whitford谈及了Williams v. Walker-Thomas Furniture Co.一案的主审法官Judge Wright（James Skelly Wright (January 14, 1911 - August 6, 1988)）的生平与人品：工薪家庭出身、天主教信徒，出生于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市。最早在南部州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官之一（其判例甚至早于美国最高法院通过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彻底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司法决定），并在其上诉法院法官任上通过Williams v. Walker-Thomas Furniture Co.一案阐释了美国统一商法典section 2-302中的“unconscionability”一词的法律内涵，实际上确立了法院通过该条打破交易双方地位不平等的谈判地位、实现交易的实质公平的里程碑。Whitford谈到，当人们知道主审本案的法官中有Judge Wright时，他们就知道作为消费者的原告必然胜诉。作为这种“臆测”的理由，Whitford除了介绍了Judge Wright的一些生平：从未拒绝过路边Homeless的乞求；在法院下班之际，非常主动的了解情况发布司法命令治疗内出血的妇女（这里没太听清，好像基于一些宗教原因其家庭还是医院拒绝实施治疗）……这些事情听来有些耳熟——这不是一些让我们听得耳根生茧的法院公仆的伟大事迹嘛？难道对于一名“职业”法官的褒扬，还需要在court room之外来进行嘛？当今日中国的绝大多数法学学者们，有意识的抵制“马锡五”式的审判方式，认为法官的超然中立，乃是司法体系建立的一大重点；而在实行抗辩体系（adversary system）已久的美国，在法学院的课堂上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对一名关注民生、积极解决纠纷的法官形象的呼唤？这到底是怎么了？

课后，我们留住了Whitford进行了一会儿探讨——Emily与JingQi同学的发问将讨论引向了更深层次，而Whitford则以他1989年敏感时期之后受邀赴北大研讨的经历，揭示了当时即已经存在的中国法治体系建设的争论（而这个争论恐怕在今天的中国，不仅在学界没有获得一致的结论，即便在官僚高层的实践上依然存在巨大分歧与矛盾）。我不想在这儿谈司法改革问题的，只是通过大家的对话，让我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考虑：

在接受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主张，中国向“右”转之后，我们便面临了一个很现实也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我们向右转之后，那些已经在右边走过很多年国家的经验，是不是能够搬到我们身上来适用并解决问题？如果说在向右转之前，我们不需要这些经验，因为我们并不进行类似的社会实验，而在向右转之后的初期，主要是残留的意识形态以及随后产生的政治动荡阻挠了接受的姿态——那么在进入21世纪、中国或自愿或或不自愿的全面加入国际社会以后，需要考虑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毋庸质疑，西方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与挑战，都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选择开放国门并接受市场经济）中一一呈现：贫富悬殊、道德信仰危机、经济危机、环境问题、犯罪率高升、政府权力膨胀与腐败飙升（好吧，也许这个问题是中国一直有的）、公众相互信任感降低等……那么，在基本破除了意识形态的桎梏、能够相对冷静客观的看待西方世界发展经验和教训的现实前提下，我们不正面临者这样一个契机来借助、甚至是依赖西方经验解决中国问题吗？

牢不可破的政治体制、承袭多年的官场文化、功利主义的信仰内核、以及民众受教育程度的现实状态与富裕程度，都从根本上影响了这种契机的真正生成。如果我们基本摒弃以激进甚至是暴利的革新方式来改变社会、基本统一在和平的大前提下思考中国社会改革与进步的问题，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社会与政治现实，让发达国家的经验变得不再可以当然适用——来解决中国现今的社会问题。这并非是大家所熟悉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国情”，相反，提出这一口号的人自身恰好忽视、或恰是故意忽视了：中国当下最大的国情或特色，并非是公民素质低劣或民众温饱问题——而是特权阶层与民间力量在相斗争与影响中艰难地共生；大政府与大企业高度的互存共谋（当然从国家资本主义来解读，这也不算什么新命题——但终究是中国特色）；逐步正规化、专业化的司法力量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应有位置并总是无奈地陷于信任危机；公众既痛恨大政府中的以“个别人”面目出现的腐败、渎职分子以及低效低能的运转机制，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同时也是大政府无所不包、关键时刻能力非凡的管理能力的受益者；以及，最高层尽管意识到新的改革迟早要来临，却鲜有人敢于（也许是能够）真正站出来推进改革并承担责任——而更为明显的是，往往着力描述中国特色的人，其自身与自身的行为，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何中国无法效仿西方、沿袭西方社会改革与前进经验的一大原因：并非是基于孤傲的传统优越感或后进大国心态、也并非是源于对民主环境以及公民素质的刻意贬低——而恰是因为被中国现实所复杂化了的“向右转”进程所出现的中国问题，已经远不同于西方所熟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已经无法做同类项合并、并在相同的公式中求解。从大的方向上来说，如果要在前面提出的前提下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似乎有两条道路是相对明确的：

其一，是不再迟疑的将中国社会进一步西方化，并在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上做西化改造，这样的话，我们则可以同时借鉴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和社会改良实验（甚至是在很大程度上模仿），来让中国社会在当前的进程中少走弯路、少付出代价、并变得更好；而这条道路的延伸，必须迈过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这一部分很大程度上将来自中国的普通民众）与现有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限制，其难度不言而喻；

其二，是继续拒绝进一步的西化过程，直面当下的中国现实并在这样的现实中寻找出路。这一方面意味着所有的改革都只能在现有（当然也是逐步改进）的体制内展开，同时一些被宣扬为“普世价值”的做法、或一些在西方国家中的得到普遍承认的治理结构与方法，将不一定作为经验得到遵循；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直面西方的制度优越性诱惑和对国内现状不满的压力，并在缓慢与痛苦的过程中求解：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并没有经验可循。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信访办作为司法无法独立的救治（或替代）机制，到底是应该思考如何将其做的更好，还是思考如何将其全面废除（无疑在此第二条道路中，我们会选择前者）？而在如何将其做的更好的过程，则无疑是缓慢与痛苦的。

我想抱有任何一种想法的人都不用被苛责。客观而言，第一条道路的最大难题在于跨越障碍的同时容易诱发激进革命与彻底的社会动荡、重演当年的政治运动；而第二条道路则容易在漫长而痛苦的试错过程中消磨掉革新者的意志而导致功亏一篑——因此如果要成功，选择第一条道路的人们最需要的便是勇气、决心与不诉诸暴力的信念；选择第二条道路的人们所需要的，则是耐心、毅力与坚持；而两种道路上前进的人们都还必须同时维系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以提供的时空窗口。我想，任何政党、政治力量、精英群体，都会在这个中国问题之前，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与挑战。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确定自己是哪条道路的支持者甚至选择者——我甚至不确定是否有第三条、第四条道路的出现，以及何时出现。但是我也大概清楚，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事的专业及文化背景），大概最终都是要来做这个思考的——即便你现在不做，将来也可能不得不做。

        善泽/文

       今天原本打算看侵权case的时间，匀出来一点给这篇小文。起因是在校内上读到一篇同学的帖子，谈及最近湖北长江大学数名大学生为救落水儿童不幸丧生的社会热点事件。帖子的内容大概能代表相当一部分同学的想法：即，对几位奋勇救人者既未能考虑到自己的水性，又未能虑及身后之事，特别是家人亲友的感受而表示扼腕心痛，甚至有责难之意，同时也点出了当下政治宣传导向的问题。本来除了对死者表示钦佩与惋惜，对其亲属表示哀悼之外，不打算写点什么；但恰遇到这篇帖子，今天又和几位同学无意谈及此事，便来多几句嘴吧。

        从网上的各种消息评论看，如今对于类似事件的讨论，多了更多视角来反思，少了“值不值”的论证，这应该是一种好现象。相信大家现今都能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在事后去做“值不值”的评价。也许在法律上的求偿问题出现之前，将“救人”与“自保”放在称上掂量的事情，并不值得大家花太多的时间——这并不是说，在“值不值”的问题上，无法进行技术性的探讨并得出一个或数个结论（当然很可能是新的论证的起点而非终结）；而是说，这种命题的探讨，除了激化并不应当激化的矛盾、伤害已经被伤害的人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好的效果：这种讨论不仅可能陷入荒唐且空泛的泥淖，更可能成为对死者的亵渎与对生者的再伤害。

           似乎，对于救人者“不自量力”、“不虑及亲友、家庭”的责难，恐怕也难以成立。此处，不必站在颂扬施救者的绝对高度进行道德辩护（如站在此高度，任何对施救者的批评都是苛责），仅做几点更加理性的分析：

            其一，从长江大学事后发布的新闻[1]看，参与救人的同学有两组，一组人跳入江中游向远处的落水者实施营救，一组则“手拉手组成‘人链’，由江岸延伸至江水中配合施救”。这种营救组织发挥了效果：前一组同学直接救出了一名落水者；前一组同学与后一组同学配合又救出了一名落水者。即便在“巨大的洄流造成沙滩崩塌，致使人链突然“断裂”之下，岸边的老师和同学亦展开的自救和营救（从另一则新闻看，则是所有同学都加入了人链实施救援[2]）。从事实可以看出，救人者在施救过程中，并非完全的不自量力，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施救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从两名落水者被成功救起可见一斑）。无疑，导致悲剧产生的一大原因可能是，发生了沙滩崩塌、同学被卷入水流的突发情况；或者，某位人链组成者体力不支而松手——而无论哪一种情况的发生，恐怕都并非施救者在施救之前或之时能合理预见的。因此，似乎一个更加合理的推论是：救人者在救人之时，并非想着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别人的生命，而是想着能成功的帮助他人脱险，且自己能全身而退；加之参与救援的同学有近20人，对营救成功几率的判断似乎也难言鲁莽。因此，对于施救者主观上鲁莽或轻率的判断，似乎不能当然成立。尽管存在太多的可能与评断，但是我认为，参与施救的大学生不是一个接一个的跳入江中，或是手足无措未能采取任何行动，而是选择更为稳妥与可靠的具有组织性的救援，仅从这一点上，我们便应该为施救者做出充分的肯定。

             其二，我注意到，网上讨论的比较多的是对几名施救大学生不谙水性而下水营救的问题。乍一看，根据这种标准，无疑对于施救者的责难会更多一些，但是平心而论，这种标准并不公允。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在面临施救需要与否的不同前提下，对于一个人的判断能力的要求，是否应当施加相同的标准？例如，我们假设大学生是在江边相邀下水游玩，而并非为了救人而下水施救，此时其主观上对于自己能否免于溺亡的判断，是否要比在出现救人需要之时，来的更加容易？其对于自身熟悉水性、自救可能的判断，是否有更为充分的时间、做更为全面的判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给自己做过这样一种辩护：“这是紧急/突发情况啊，你怎么能要求我像平时一样……？！”如果大家认为，在紧急/突发情况下，对于一个人合理反应的评估标准应当与在普通情况下的标准不同，那么同样：对于施救者而言，在有人落水、急需施救并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就其在当时情况下对自身施救能力的判断是否合理，是否全面，则不应用正常情况下的标准来衡量。申言之，在这一事件中，施救者能清楚的意识到自己不谙水性，放弃单个施救、而主要通过组成人链方式实施救援并成功救起两名落水者，其判断的合理性已近足够。毕竟，在灾难来临时，我们总是希望可能的施救者能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在对自己的施救能力与当下情境作出初步判断之后尽快进行援救，而“并不希望”施救者必须要对自己的施救能力作出全面、彻底、细致的评估后（这种评估往往只能在非突发情况下、存有足够的时间与相对平静的心态下方能实现）方采取行动——如果抛弃了这个公共政策考量，而对施救者对自身施救能力的判断是否理性提出过高过苛的标准，则不仅容易在在道德上诱发矛盾与恐慌，同时更可能在侵权法上得出并不公允的结论（例如要求救人者对于自身溺亡承担相当的责任）。

           由此进一步说，对于施救者未能虑及其家庭幸福、亲友感受的责难，也就更难成立了——这种“不孝”的大棒子打下去，对于正常社会价值体系的构建，将是致命的一击。平心而论，本次事件中的施救者们并非完全的“舍己救人”——相反，他们很计较后果：正是担心自己也被卷入江中，正是因为担心自己不谙水性，他们才会组织人链，才会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选择最迅速也是最有可能取得胜算的救援方式——可能在此时，施救者的脑海中没有双亲悲痛的泪眼，更没有家庭破败的悲哀，他们的脑海中也许正充斥着，在具有成功可能的情况下，如何在当时的情境下实施最有效的施救办法。让我们回到前面讨论过的第两个问题，在救援需求凸显、且成功几率当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要求这些尚年轻的大学生们对其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考虑到多少呢？我们丈量这种考虑是否足够、是否全面的尺子，是否应当与那把在非突发情况、不存在救援需要的情况下的尺子一样长呢？各位，我们是不是都为自己有时候的“一心一意”而感动，而自豪？我们是不是都有过为了为了情人节那束最后的鲜花而不顾一切冲过斑马线、至今想来还嘿嘿傻笑的经历？我们是不是都有过带病坚持考试就想着把最后一题完成而获得A+，至今想来还骄傲不已的经历？我们是不是都有过冇着一股劲在deadline之前通宵熬夜就为了给客户一份精美的策划书，至今想来还觉得颇为值得的经历？如果你还在为了这些“自私”、“危险”的举动而感动或骄傲，那么你便不应该加入责难施救者的一方。很显然，当头脑中充斥了某一件事情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更为重要的考量（而意识到后者，恰又往往只能在在非突发情况下、存有足够的时间与相对平静的心态下方能实现）而做出第三者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的情况，不是生活中鲜见的一瞥，而是人类生活的常态；而当充斥脑海的事件不仅为社会所容，更为社会所倡之时，对这种常态的苛责，就更加显得无知与无理了。

         由此而论，鼓励社会中的每一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采取其认为最合理、有效的方式进行营救，同时认同其营救之时的自我判断力相对降低、将营救是否成功作为第一考量因素，这不仅在道德上给予了施救者可得其所的空间，还有利于化解施救、被救两方法律争讼中的道德难题。

          最后，就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宣传导向与方法，也不妨做点短评。在曾经历过法律责任道德化与社会道德整体下滑两重天的现今中国社会，政府如果稍不注意，就会陷入要么“无情”、要么“空泛”、要么“虚伪”的责备声中。很明显，当下的国人，早已远离了那个道德至上的神话转而担忧着无处不在的道德陷阱；同时又对身旁的无德之事无言以对，敢怒不敢言。因此，提倡“舍身救人”的口号一旦提出，招致的多是冷眼、怀疑乃至斥责。而行之无效的对不幸牺牲的施救者的遗属保护与救济又乏善可陈，更加剧了“舍身救人”不得人心的窘境。可行的方法也许是将“舍身”与“救人”分开解读：我们钦佩舍身精神，但真正要花大力气鼓励的是救人行为，是在允许施救者进行自我判断、选择合理方式的情况下的救人——否则，“救人”会随着“舍身”一道，被乐于自保的人群扔入垃圾堆；而本就为数不多的施救者，也会因为对“舍身”精神的过分提倡与“舍身”之后所遭遇的强烈落差，而变得反感与畏缩——这会让社会真正需要的“救人”行为，令人惋惜的一同消失。

        或许最应该传达给社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的信号是：救人未必需要舍身，更未必会舍身；而一旦不幸舍身，生者享有的不是曝光率的提高或荣誉光环的强行佩戴，更不是一次次重提伤心事的经历，而是一段足以抹去伤痕的时间与解决后顾之忧的持久帮扶。

[1] http://news.yangtzeu.edu.cn/changdaxinwen/news0910281158129KCG6612EGD8I8AH0G3H86.html

[2] http://news.sina.com.cn/s/2009-10-25/052818902283.shtml

          周日早，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路边，很好的感觉——没有遮天的高楼，也没有喧嚣的人声，偶尔驶过的几辆小车，挟着浅浅的发动机的轰鸣一闪即过。这种静谧不仅不让我紧张，反倒多了一份自由与舒畅。我一般都会紧紧书包肩带，默记着书包里放入的课本和笔记；我还会下意识的看看便当袋里的饭盒，确认每一天都带上了勺子和小叉——这是我享受生活的态度：总想让自己的生活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却又万分珍惜这其中迸出的插曲与刺激。即便在放荡不羁与有条不紊中，我会有意识的倒向后者，这并不代表我希望我的生活是那么的严格与准确，甚至有时候会奇怪的遐想，今天有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打乱一天的计划，再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重新归零与调整。

         这是我来到麦城一个月后的心态——新鲜感很快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日复一日的相同时刻表而消退，剩下的无非是一些最根本却又最重要的问题：你如何在这儿找到自己，如何在这里学会享受人生。

          我很喜欢这里的公交车驶入站台的感觉，你闻不到刺鼻的汽油味，更不会有卷携而来的漫天飞尘。它就停在你面前，车门打开后，一定有一张可能是各种肤色的笑脸面对着你。我同样有感于当腿脚不方便的人士通过自助轮椅上车时的场景，司机会打开车门处的盖板，让自助轮椅能自动驶入车舱，然后司机会从座椅上下来，收起前排座椅，帮助这些人士将轮椅固定在车壁上，问一声可好，在得到确定的答复后，回到驾驶座，启动车辆。我大概经历过三次这种事件，每次整个车厢里的人们都会很安静地等待着整个程序进行完毕——这让我觉得很享受，也许我并不打算引入任何有关扶弱与互助的道德赞誉，我想说的是，我只是很享受这种静谧。大概在上海，你可以寻见更加感人的场景，你也可以瞥见更加美丽的画面，但是至少于我而言，这份静谧是难寻的，而在静谧之中的一些让人能喜欢上这份静谧的成分，怕是更难找到。我甚至庆幸我能够住在离校园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这给了我等待公交、乘坐公交的机会，也给了我在日常生活中除学校、公寓之外的第三个生活之所，我喜欢这种生活：它在有条不紊的节奏中，总让你发现一些让你有些感触、有些亲昵、有些让人砸吧砸吧嘴巴的新故事，新遭遇。

         我从不认为我们可以真正成为消除文化隔阂的越洋大使——不是我不愿意这么做，而实在是所知与致用之学太过贫乏。有谓交流者，必先知彼此，方有深入之共同语言。而对于美利坚文化知之甚少的我，一个连酒吧也不会逛、连橄榄球规则都不懂的亚洲人，实在是太难融入当地人真正的生活圈子。也许最终可以做到，只可惜的是，恐怕你未必能在求学的同时，为打破这种文化隔阂做出太多的努力。但是并不妨碍麦城的美国人表达他们的友善与热情——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努力，也许他们自己都不曾意识到有些事情根本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甚至永远无法改变，不过他们总是在努力，在努力对你好，在努力希望你走的更近。也许这已然成为了他们的习惯，只可惜水土不服的是我们，畏手畏脚的也是我们，将更多生活的重心放在自己身上的，还是我们。我们总是那么复杂，那么敏感，那么矜持——也许一种身处异乡的恐惧感在心灵最深处绑架了我们，而我们却总认为真正的威胁来自对方:)。

         我最喜欢的是我在法学院所拥有的那个Locker，当然，即便是形式上的所有权，也只有一年——但我对它的喜欢肯定超过了对我那个杂乱不堪的卧室的喜欢。第一，336是我喜欢的号码；第二，是它逼着我学会了怎么用美国这边绕来绕去的“转转锁”（这是偶发明的，要使用的同志们要记得申请我同意）；第三，最为重要的一点，我喜欢在一个硕大的公共空间中，能拥有在相当程度上保护自己绝对隐私的空间的感觉——如果转转锁真的那么可靠的话。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课本甚至lap-top放在上层，还可以把我的板鞋与外套塞在最下面的隔间里，还可以将笔记本和草稿搁在最上面的夹层里；我还一直在考虑如何利用柜门内侧的空间，也许哪天我该贴上孙燕姿的画像，让美国人知道我对流行音乐也是有追求的——诚然很肤浅……我也很喜欢打开与关上柜门的那阵声响，特别是当你听到一片声响群起之时而快乐的决定加入它们的时候——每天它宣告着我的到来和离去，分享我最私密的喜悦和不快。嘿嘿，也许毕业之时，最舍不得的物件，就是这个每天都要见上我几面的336号Locker了吧。

          这就是当下在麦城的心情，喜欢这份规律中的宁静，更喜欢宁静中不多的那份声响。

          我要另外找一个时间谈学习的感受。这篇文字，仅仅记录心情。

王之洲/文

“教练”是本科时我们几个朋友对郑析琦同学的昵称，那时候风传他将执教我班女子篮球队（但最终不想被卢国棠占了先机，羡煞我等），故有该昵称传世。尽管也有诸如西瓜、屁股等不雅名号间歇性存在（模糊总记得自己与这些略显不雅的名号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免未知的报复，在此按下不表），到底也没有这个称呼存续的久。昨晚又非常开心的见到了教练，以及他身边那个娇小可人的女朋友——我叫她老满，在湖南话里这似乎是指称家里最小的孩子的意思，惹人疼爱。

我与教练、老满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大一下学期。那时因为共同的运动爱好——篮球，我擅作主张将自己换到了教练的寝室，不仅结识了月光男、小拇哥等至今难忘的好友，更开始了我和教练的一段不长不短的情谊。同时，虽然已无法回忆起教练与老满陷入爱河的具体时间，但却一直有一个印象，从很早开始，这俩人儿就开始演绎大块头与小不点的上海爱情故事——我所记得的我和教练的那些事儿里，总会有老满的身影穿插其中。至今回首才恍然大悟，那一阵，是我做了傻傻的灯泡。

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件事。其一必然是关于篮球。教练身体魁梧高大（至少在我们熟悉的圈子里是如此），中锋动作有一手，往往是篮下摘板硬打的主儿。我天性狡黠，加上身高不够标准，则习惯躲在三分线外施射冷箭，或寻找机会见缝插针、攻人不备，从来不干当面硬打的傻事。这就有了配合的基础，我俩一内一外，相得益彰。不过多半时候，我们会陷入我嫌他攻击套路老土，他嫌我喂球技术太差的埋怨中，最后免不了我被他堵得说不出话来——他说话比我还毒，你们相信不:)？

其二是关于暑假前的期末复习。那时候，陈瑞球楼、F楼和新图尚未建成，中/下院200强大的立式空调成了吸引广大学子的重量级武器。教练和老满是勤奋的占座族，我和勤哥、小母哥几个人则会蹭他俩的座位——鉴于鄙人脸皮最厚，故往往蹭的最多，故那段时光交谈最多，交流也最深。加之好为人师的缘故，我还常常大言不惭地发表自己对于所复习科目的精辟见解，并藉此向教练讨几颗糖吃，有时还有小黄鱼与核桃——这又说到其三，其三是教练的衣柜。教练的衣柜并非简单的衣柜，而大半是个储物柜，“物”是“食物”的简称。每逢开柜之时，一定引得寝室重狼侧卧围观，但求教练菩萨普撒仙露救万民于饥寒之中。我生性爱吃小黄鱼，不像其他几位热衷于糖果与核桃仁，没营养——只可惜教练似乎也最为偏好小黄鱼，故小黄鱼数量随着开柜此处做指数级递减，直到最后彻底玩完。我虽多次抗议教练封杀小黄鱼乃特针对我一人之作为，但无奈鱼是人家的，柜子钥匙也非我所能及，也只能悻悻作罢。

最后一事是关于教练出国前的考试。那一阵发现一向言谈甚欢的教练突然沉默寡言，我铁石心肠榆木脑袋不停追问，弄到最后把人逼哭了，我才不知所措。后来慢慢说道才明白，教练考SAT前两次均不理想，而出国近在眉睫，压力越来越大。我搂住教练肥肥的脑袋，想给他一点安慰，因为我总觉得这个看似健谈乃至有些癫狂的男人，内心世界却极为孤僻与缺乏安全感——只可惜教练向来不喜同性接触过密，而我这种肌肤接触饥饿症患者对他而言，危险更有如定时炸弹，故瞬间被他扔到一边。此言倒也不完全正确，想起晚上月牙升起之后寝室兄弟们由人转狼而及床弟之事，便顿感人生无常知人知面不知心。由于在此更涉月光男与教练爱恨情仇之往事，故亦按下不表。

我时常和老友们说，本科四年最大之遗憾，乃在于教练赴美求学后一直没有保持联系，甚至令我开始怀疑这段友谊的深度与维度。我自己已无法讲明，为何这种感觉会一直萦绕心头达两年之久。我曾以为，人生寻一臭味相投者不易，惟应不断加重这臭味，让其中之人愈发难以自拔。但后来细想，也许臭味之事在对方看来，并非臭至如此。而我对于教练之内心，了解的似乎远比我知道的要少。这一点，也许老满早就看明。

昨晚依然非常非常开心。又可以摸摸教练肥肥的头，听他放浪不羁的言辞，和他偶尔严肃起来的精神质模样。我特意拍下了他和老满一同点菜时的神采，今日看来依然忍俊不禁。尽管内心并不完全确定，但是我愿意相信这是一种放松后的解脱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只有在真正信得过的人面前，才会出现。因此，我开始贱贱的享受起他对我恶毒的攻击来了。

祝福教练与老满。

祝福身边那些于我50%以上真心相对，我却未能好好珍惜或珍惜不够的人们。

我很不耐烦地坐在近乎静谧的车厢里，眼盯着窗外凝固的景色。50分钟了，列车停在株洲站外的小道上，就是不进站。老妈估计已经已经在出站口等待了快1小时了，不停的发来消息询问列车是否启动。让我有些焦躁的原因还有一个，便是这漫长的等待丝毫没有预期——没有任何人告诉你为何临时停车，没有任何人告诉你这次等待的预计时长会是多少，更不会有人在最终火车进站只后就迟误问题向你致歉。可笑的是，最终告诉我因为株洲站拥堵、站外火车延迟进站的消息，竟然是与这个系统没有任何瓜葛的老妈发来短信告知的，而此时距离列车最近的一次站外临时停车，已经有半小时之久。

闲极无聊，我开始发短信给在铁路系统工作的老爸，言语间充满火药味，当然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他所在的这个臃肿、低效，曾多年以“老大”自居、直到近年在市场化改革与其他运输行业的竞争下方才慢慢放下些架子的铁路系统——以及铁道部，这个在上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高傲地“幸存”下来，在08年初雪灾之时不得不向全国人民道歉却无一人主动辞职承担领导责任的部门。

“稍安勿躁”——这是老爸唯一的四字回复。相比老妈些许打打圆场的回复（诸如“中国人口多，要理解”），这一句让我更觉得自己现时竟然变得有些可笑的焦躁了。还是老爸比较沉得住气，他知道现时的我已经懒得用了大脑去思考问题了，说出来的话无非——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半是——无稽的谩骂和宣泄。

不知道这种情绪算不算我们惯常所说的FQ，一种可能是，我的这些话语和情绪还没有资格被荣耀地接纳进入这个具有现今中国特色的阶层。不过这不妨碍我想到一些可以类比的情况：我们遇到了不满的事情，进而发觉自己的弱小和无力，根本无力依靠自力解决；偏巧这时更发觉本应担起责任——至少是担起解释、致歉义务的主体——完全无视你的存在，于是开始用尽可能偏激、恶毒的话语来攻击那个倒霉、无奈却又令人厌恶的缺位主体。为什么不用平缓的、合理的、可信的语言来反映问题？想来原因至少有二：一者，对于自我地位低劣的认识（很显然，这种认识显然不是在一次列车晚点的经历中就产生的）刺激了人的心理，似乎必须在语言上取得某种（实际上是近乎空洞）的优势，方才可以达到目的；二者，在对纯粹的实质问题的反映无法获得有权主体的关切的经验指引下（很显然，这种经验也显然不是在一次列车晚点的经历中就产生的），似乎只有将问题扩大化、升级化，才会引来舆论的旁观和高层人士们的关注，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三者，不采用一些激烈、恶毒、贬低被攻击者的词眼，又如何能达到发泄自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排除郁结的效果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似乎我应该替FQ们说点什么，因为恐怕修养远不及孔圣人的我们，难免有落入FQ情绪之中的时候；更深层次的原因是，FQ们对自身地位低贱的心理暗示，对于将问题扩大化、升级化之后的效果的认识、以及宣泄情绪之必要这些因素的形成，若非出于人性本存之缺陷，即出自当前整个中国社会层次和体制的扭曲。这与FQ本身的人格素质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却也是不可完全归咎于其身的——甚至是无法对其进行过分苛求的（例如，谈及对人性缺陷的矫正，必先探讨教育，而我国目前对于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问题，又无疑会让这个话题索然寡味，在教育投入不足、社会精神风貌整体营养不良的今日，如何苛求个体的自我克制能力和协商意识？）。

从另一个方面考虑，FQ们是相对危险和高成本的。他们尽管多是放冷枪的主儿、或者多半是在随声附和中享受快感，但是也有不怕死的或是不幸运的人，触及了本不该碰触的高压线。在求生存与不与缺位主体一起“同流合污”的矛盾中，“打酱油”群体出现了。他们并非对于现实无知无感或后知后觉，相反，有时他们却是某些敏感信息的最先了解和曝光者。但是，在其后的个人表达中，他们选择了一种戏谑似的沉默，或最多将观点层层遮蔽在看似轻描淡写或无稽之谈的笑言中。这如同列车停车时那些无所事事，想要弄清楚停车原委，却又不愿（抑或是不屑）打扰那些匆匆而过沉默无言的列车员的人们，他们最热衷的事情，是通过各种无稽的谈笑和带颜色的笑话，来打消这看似无尽头的等待时光。你很难从他们的言谈中听出任何表达不满的词句，但是如果你能加入他们，了解他们言谈的“上下文”并进行一些必要的思考，你又会分明感觉到愤懑的存在。只不过这层情愫，早已被一种不知是真实还是虚伪的习惯、不以为然、无所谓、淡然处之的态度所掩埋。如果说打酱油一族来源于FQ流血流泪后社会产生的麻木与冷漠的毒素，那么在我看来，社会莫大的悲哀即在于这个群体的扩大与逐渐的“更打酱油”化，“打酱油”成为了一种风潮，更多的“酱油”中，那些仅存于戏谑与无谓中的不满与愤懑正在消弭，留下的真的只是一些“路过”、“我打酱油的”苍白表达，如果这真的是主流，那么便说明私人个体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将从外部与内部两方面开始下滑，而社会可能便真正失去了在思想方面继续前进（考虑到我们继续在为参天的大厦与雄伟的阅兵而激动不已，我决定在“继续前进”之前加入“在思想方面”的定语）的鞭笞与动力。

更可怕的是，在对FQ们进行批判的声音愈发高涨时，这个社会的多数人轻松地容忍了“打酱油”现象的存在，甚至开始逐步自我“进化”为“打酱油”一族的成员。而此时，让问题愈发沉重的是，我们都能通过简单的逻辑分析推演出一个结论：在缔造“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打酱油”比FQ无疑要受欢迎的多——这意味着，社会自发力之外的因素会通过各种手段加剧我们无奈在本段之初提及的演变——这对于我们来说，如果非做一道社会选择题，那么答案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