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不耐烦地坐在近乎静谧的车厢里，眼盯着窗外凝固的景色。50分钟了，列车停在株洲站外的小道上，就是不进站。老妈估计已经已经在出站口等待了快1小时了，不停的发来消息询问列车是否启动。让我有些焦躁的原因还有一个，便是这漫长的等待丝毫没有预期——没有任何人告诉你为何临时停车，没有任何人告诉你这次等待的预计时长会是多少，更不会有人在最终火车进站只后就迟误问题向你致歉。可笑的是，最终告诉我因为株洲站拥堵、站外火车延迟进站的消息，竟然是与这个系统没有任何瓜葛的老妈发来短信告知的，而此时距离列车最近的一次站外临时停车，已经有半小时之久。

闲极无聊，我开始发短信给在铁路系统工作的老爸，言语间充满火药味，当然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他所在的这个臃肿、低效，曾多年以“老大”自居、直到近年在市场化改革与其他运输行业的竞争下方才慢慢放下些架子的铁路系统——以及铁道部，这个在上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高傲地“幸存”下来，在08年初雪灾之时不得不向全国人民道歉却无一人主动辞职承担领导责任的部门。

“稍安勿躁”——这是老爸唯一的四字回复。相比老妈些许打打圆场的回复（诸如“中国人口多，要理解”），这一句让我更觉得自己现时竟然变得有些可笑的焦躁了。还是老爸比较沉得住气，他知道现时的我已经懒得用了大脑去思考问题了，说出来的话无非——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半是——无稽的谩骂和宣泄。

不知道这种情绪算不算我们惯常所说的FQ，一种可能是，我的这些话语和情绪还没有资格被荣耀地接纳进入这个具有现今中国特色的阶层。不过这不妨碍我想到一些可以类比的情况：我们遇到了不满的事情，进而发觉自己的弱小和无力，根本无力依靠自力解决；偏巧这时更发觉本应担起责任——至少是担起解释、致歉义务的主体——完全无视你的存在，于是开始用尽可能偏激、恶毒的话语来攻击那个倒霉、无奈却又令人厌恶的缺位主体。为什么不用平缓的、合理的、可信的语言来反映问题？想来原因至少有二：一者，对于自我地位低劣的认识（很显然，这种认识显然不是在一次列车晚点的经历中就产生的）刺激了人的心理，似乎必须在语言上取得某种（实际上是近乎空洞）的优势，方才可以达到目的；二者，在对纯粹的实质问题的反映无法获得有权主体的关切的经验指引下（很显然，这种经验也显然不是在一次列车晚点的经历中就产生的），似乎只有将问题扩大化、升级化，才会引来舆论的旁观和高层人士们的关注，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三者，不采用一些激烈、恶毒、贬低被攻击者的词眼，又如何能达到发泄自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排除郁结的效果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似乎我应该替FQ们说点什么，因为恐怕修养远不及孔圣人的我们，难免有落入FQ情绪之中的时候；更深层次的原因是，FQ们对自身地位低贱的心理暗示，对于将问题扩大化、升级化之后的效果的认识、以及宣泄情绪之必要这些因素的形成，若非出于人性本存之缺陷，即出自当前整个中国社会层次和体制的扭曲。这与FQ本身的人格素质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却也是不可完全归咎于其身的——甚至是无法对其进行过分苛求的（例如，谈及对人性缺陷的矫正，必先探讨教育，而我国目前对于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问题，又无疑会让这个话题索然寡味，在教育投入不足、社会精神风貌整体营养不良的今日，如何苛求个体的自我克制能力和协商意识？）。

从另一个方面考虑，FQ们是相对危险和高成本的。他们尽管多是放冷枪的主儿、或者多半是在随声附和中享受快感，但是也有不怕死的或是不幸运的人，触及了本不该碰触的高压线。在求生存与不与缺位主体一起“同流合污”的矛盾中，“打酱油”群体出现了。他们并非对于现实无知无感或后知后觉，相反，有时他们却是某些敏感信息的最先了解和曝光者。但是，在其后的个人表达中，他们选择了一种戏谑似的沉默，或最多将观点层层遮蔽在看似轻描淡写或无稽之谈的笑言中。这如同列车停车时那些无所事事，想要弄清楚停车原委，却又不愿（抑或是不屑）打扰那些匆匆而过沉默无言的列车员的人们，他们最热衷的事情，是通过各种无稽的谈笑和带颜色的笑话，来打消这看似无尽头的等待时光。你很难从他们的言谈中听出任何表达不满的词句，但是如果你能加入他们，了解他们言谈的“上下文”并进行一些必要的思考，你又会分明感觉到愤懑的存在。只不过这层情愫，早已被一种不知是真实还是虚伪的习惯、不以为然、无所谓、淡然处之的态度所掩埋。如果说打酱油一族来源于FQ流血流泪后社会产生的麻木与冷漠的毒素，那么在我看来，社会莫大的悲哀即在于这个群体的扩大与逐渐的“更打酱油”化，“打酱油”成为了一种风潮，更多的“酱油”中，那些仅存于戏谑与无谓中的不满与愤懑正在消弭，留下的真的只是一些“路过”、“我打酱油的”苍白表达，如果这真的是主流，那么便说明私人个体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将从外部与内部两方面开始下滑，而社会可能便真正失去了在思想方面继续前进（考虑到我们继续在为参天的大厦与雄伟的阅兵而激动不已，我决定在“继续前进”之前加入“在思想方面”的定语）的鞭笞与动力。

更可怕的是，在对FQ们进行批判的声音愈发高涨时，这个社会的多数人轻松地容忍了“打酱油”现象的存在，甚至开始逐步自我“进化”为“打酱油”一族的成员。而此时，让问题愈发沉重的是，我们都能通过简单的逻辑分析推演出一个结论：在缔造“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打酱油”比FQ无疑要受欢迎的多——这意味着，社会自发力之外的因素会通过各种手段加剧我们无奈在本段之初提及的演变——这对于我们来说，如果非做一道社会选择题，那么答案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