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1点五十，新行政楼A楼207，我站到了一桌校领导面前，为2009年交大校长奖的候选人——凯原法学院教师查尔斯·R·麦克埃尔文先生做第三人答辩（基于评选规则，候选人本人不能为自己答辩）。

我很有些紧张，语速很快，结束的时候比中午演练时快了10多秒。大概我目前最不能适应之讲演，即属此类：现成的内容上不能逾越的稿件、紧俏的时间（4分钟）和一大群各有所想、看上去并不热情（甚至有些疲乏）、但是却又能决定我所推荐之人能否获奖的重量级人士——多半情况下，我会避免在这样的场合做任何主旨的演讲或报告，因为我自己也知道，很多东西（也许结果是其中一例）其实并不取决于你的讲演本身。

但是当我将尚显激昂的答辩讲演做完时，张杰校长第一个带头鼓起了掌，也许出于共鸣、也许出于附和，又有不少领导评委开始鼓掌。我当时正好在给他们鞠躬，抬起头来便见到张校长赞许的眼神和笑容。我记得自己不止在一个场合和朋友们聊起到，张校长的笑容比他的严肃明显更加有魅力。而今天，我有幸得以近距离的享用这份心灵上的鼓励，以至于和巴生一起骑车离开行政楼时，我都一直在回想那富有魅力的真诚笑脸，以及穿自他手心、非常响亮的掌声。

我觉得他们应该鼓掌，我甚至颇有些埋怨做在我左边的那些目光略显呆滞、反应迟缓、将自己裹在大衣或毛领中的领导们。原因很简单，我的答辩讲演中所提到的这位老师，值得他们激动和鼓舞；而我自己，则是将身边同学的感受融入进了讲演词中，将真实的情感倾注在了语言中——我相信，会有人被打动，至少被鼓舞。查尔斯的事情也许能够从一个侧面证实这所学校的地位和在其中求学的学生（或至少是法科学生）的可爱之处，如果我能够让他们想到这些，这些处于这所大学管理体系（甚至是全部体系）的最高层的权力拥有者们，应当会感到不小的快慰。

今天的答辩只有四分钟，加上中午准备的时间，不到两小时（当然这已经剔除了前几天我与其他两位热心同学讨论如何做好答辩工作的时间）。但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似乎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即便是在一群人数众多且完全陌生的听众面前，我都未曾感觉到这种压力。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压力，说它前所未有，不是因为其有多巨大，毋宁是因为这种感觉的鲜有。我似乎如一名斗士，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将原有的评价体系进行解构乃至重建，而未知的是，我事先完全无法评估这种体系本身的力量（包括其可能的形态变化与变化规律），和我自己手中已有的砝码。

尽管张杰校长的笑容和掌声让我得到了些许安慰，但是其后的几句“他不是交大的老师，是个志愿者”、“我们待会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又开始背负起了上述压力——这种压力在于，即便你的角斗已经结束，你依然无法看清甚至是预测到胜负结果，抑或者，你不敢去预测这种结果。让答辩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甚至是无措，我不知道对于“校长奖” 这一堪称交大校内至高荣誉的奖项来说，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也许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论题，因为目前来说，真正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者，得以证实的也仅有我一人而已）。

最后，请容许我在此感谢学院的沈书记、袁老师和张老师，以及为这些工作投入不少时间和精力的少伟与巴生。